方绍伟

  方绍伟：每每看到一线学者犯低级错误       杨小凯认为后进国家通过技术管理的模仿可以获得经济发展，但最终会因为缺乏限政制度的模仿而无法持续。这个广受热捧的“后发劣势论”存在一些隐蔽的错误（详见方绍伟：《中国存在杨小凯版本的“后发劣势”吗？》）但它也包含一个明确的判断：后进国家只有搞限政制度模仿才能持续发展经济。这个判断可以是实证性的“不搞就持续不了”（“限政的实证命题”），也可以是规范性的“我们一定要搞”（“限政的规范命题”）。如果不回避制度模仿效果不佳的许多实际案例，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就变成： 制度模仿如何才可能成功 ？ 在杨小凯的一个有关“限政与信仰问题的自述”里，他认为限政制度的基础是基督信仰，缺乏基督信仰的基础，限政模仿不可能成功。他把自己的信仰过程分成三个阶段，并在这个过程中讨论了限政与信仰的关系。 第一个阶段，他发现在经济上能够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的扩张的，只有基督教。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与掌权的最亲近的人能够起来反对他迫害不同意见的人，这类行为出自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基础（“韦伯命题”）。这些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明。在基督教文化下长大的人，他搬到新地方，首先敲邻居的门，跟他们互相认识，有跟人打交道的意愿。我们中国人住了两三年，隔壁是谁都不会去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差别？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不一样。意识形态决定人的行为差别，行为差别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会怎么样，这是由宗教决定的。     第二阶段是消除对科学理性的迷信。宗教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世界发展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不是理性的（如母爱）。不能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基督教。信，很多东西就会产生。人类生活行为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制度也建立在很长期的历史、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制度创新是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你是没法创新很多东西的，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等很多东西约束的。一个真正了解制度的人，他不会老是说要创新、要改革，他会说要尊重传统。正象普通法尊重先例一样，先例就是法。那些激进的改革、革命、制度创新往往是给社会造成灾祸的（“哈耶克命题”）。哈耶克的思想使他对宗教产生一种敬意。 ...

  方绍伟：中国存在杨小凯版本的“后发劣势”吗？   题记：本文应江苏读者周翔先生的提问而作。本文所引文献可通过“微信搜索”找到。         后进国家的后发劣势是杨小凯提出的一个一度引发激烈争论的老话题。由于理论观念和分析框架的局限，这个争论的一些关键细节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按照杨小凯的最初定义，后发劣势指的是后进国家采用技术模仿而不是制度模仿的方式进行发展，这种发展最后会因为制度转型的滞后而陷入困境。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下行，似乎印证了这个预言的高妙。但是，“后发劣势论”在解释当代中国的发展上其实并不成功，而中国当前经济下行与其推测的一致性也无法证明其解释的正确。       “后发劣势论”从技术和管理上模仿发达国家来解释中国的发展，否认中国存在任何制度模仿，这是杨小凯在定义技术模仿和制度模仿时视角过分狭隘的结果。由于含义过分狭窄和严格，技术模仿仅仅包括技术和管理，制度模仿也仅仅指西式限政，中国实际发生的变革因此都没有被他纳入分析。       其实，技术型模仿不仅包括技术和管理，还包括产业布局、贸易金融和货币财政的发展技巧（技巧的制度化也可以使技术模仿变成制度模仿）。更重要的是，制度型模仿的真正含义比西式限政要宽泛很多。这里存在一个误区。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从政法规则（正式的硬制度）和文化行为规则（非正式的软制度）去定义制度，当他进一步强调制度的重要时，他在事实上确立了一种“制度文化组合决定论”。这是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1990 ）一书里提出的重要且正确的理论，也是他 1993 年获得经济学诺奖的重要原因。但很可惜的是，诺思的“暴力潜能国家理论”沿用了韦伯式的国家概念， 没有区分主权层次的政道和治理层次的治道 ，这导致了他的制度概念在硬制度方面缺乏弹性。更加不幸的是， 他的制度文化组合分析仅仅停留在抽象层面而没有进入具体国别分析 ，这导致了他的制度概念在软制度方面也同样缺乏弹性。最终，诺思在《暴力与社会秩序》（ 2009 ）一书里实际上放弃了“制度文化组合决定论”而转向了类似于杨小凯“限政决定论”的“权利开放政治秩序论”，连后来阿西莫格鲁...

 方绍伟：从《政治崩溃的逻辑》到《经济学的观念冲突》（附免费下载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