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中国存在杨小凯版本的“后发劣势”吗？

 

方绍伟：中国存在杨小凯版本的“后发劣势”吗？

 

题记：本文应江苏读者周翔先生的提问而作。本文所引文献可通过“微信搜索”找到。

 

      后进国家的后发劣势是杨小凯提出的一个一度引发激烈争论的老话题。由于理论观念和分析框架的局限，这个争论的一些关键细节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按照杨小凯的最初定义，后发劣势指的是后进国家采用技术模仿而不是制度模仿的方式进行发展，这种发展最后会因为制度转型的滞后而陷入困境。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下行，似乎印证了这个预言的高妙。但是，“后发劣势论”在解释当代中国的发展上其实并不成功，而中国当前经济下行与其推测的一致性也无法证明其解释的正确。

      “后发劣势论”从技术和管理上模仿发达国家来解释中国的发展，否认中国存在任何制度模仿，这是杨小凯在定义技术模仿和制度模仿时视角过分狭隘的结果。由于含义过分狭窄和严格，技术模仿仅仅包括技术和管理，制度模仿也仅仅指西式限政，中国实际发生的变革因此都没有被他纳入分析。

      其实，技术型模仿不仅包括技术和管理，还包括产业布局、贸易金融和货币财政的发展技巧（技巧的制度化也可以使技术模仿变成制度模仿）。更重要的是，制度型模仿的真正含义比西式限政要宽泛很多。这里存在一个误区。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从政法规则（正式的硬制度）和文化行为规则（非正式的软制度）去定义制度，当他进一步强调制度的重要时，他在事实上确立了一种“制度文化组合决定论”。这是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一书里提出的重要且正确的理论，也是他1993年获得经济学诺奖的重要原因。但很可惜的是，诺思的“暴力潜能国家理论”沿用了韦伯式的国家概念，没有区分主权层次的政道和治理层次的治道，这导致了他的制度概念在硬制度方面缺乏弹性。更加不幸的是，他的制度文化组合分析仅仅停留在抽象层面而没有进入具体国别分析，这导致了他的制度概念在软制度方面也同样缺乏弹性。最终，诺思在《暴力与社会秩序》（2009）一书里实际上放弃了“制度文化组合决定论”而转向了类似于杨小凯“限政决定论”的“权利开放政治秩序论”，连后来阿西莫格鲁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2015）一书也因为采用“包容型政治制度”或“有效集权的限政制度”概念而落入了“狭义制度决定论”的陷阱。

      “狭义制度决定论”意味着说，后进国家不采用西式限政就不存在制度模仿，同时也意味着说，后进国家没有限政制度模仿就不可能有持续的经济发展。当下中国的经济下行特别容易使人们相信这个理论的正确，但在实际上，中国经济下行与其推测的一致性掩盖了这个理论在解释中国经济兴衰上的说服力。阿西莫格鲁早该得诺奖，但他在2024年得奖的时机，却与其理论似乎解释了正在发生的中国经济下行有关，可这仍然无法否定阿西莫格鲁以及诺奖评委都与杨小凯一样看走眼了（详见方绍伟：《诺奖问题----精英为什么死抱坏制度？》）。

      按照一个改进了的“制度文化组合决定论”，制度的第一层是政法制度与文化规则的区分，第二层是政法制度中的政道制度与治道制度的区分，第三层是文化规则中的政道行为规则、治道行为规则、社会一般行为规则的区分。从这个视角出发，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仅有技术型模仿而没有制度型模仿。具体的制度型模仿包括：第一，在政道制度的权力继承（一家、一党、多党）和首脑任期（百年制、十年制）上进行了任期制的模仿（不是没搞多党限政就没有政道制度模仿）。第二，在治道制度上进行了市场制度和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的模仿（市场重要但政府的市场创造更重要）。第三，任期制的模仿导致了政道行为规则和治道行为规则朝着更加务实而不是更加主义化的方向变动（还记得当年各级官员意气风发的模样吗？）。

      可见，当代中国不仅搞了制度模仿，而且正是这些制度模仿导致了技术模仿产生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叠加效应，是制度和技术的双重模仿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崛起（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也缺乏这种深入到政道制度和政道规则的视野）。但现在的问题是：经济下行是因为缺乏多党限政制度模仿导致的，还是因为原来的制度模仿出问题导致的？这里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在政法制度、文化行为规则、思想观念、首脑行为之中，到底哪个因素更加重要？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思想观念最重要（详见方绍伟：《如何在经济学的观念冲突中保持定力？》），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功首先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结果（见罗卫东：《经济学的理想还是理想的经济学》，《读书》杂志2025年1月8日）。

   但是，如果更新观念本身就是首脑更换和新首脑倡导的结果，解放思想就仅仅是从属的次要因素，首脑的观念和行为才是更重要的。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首脑对国家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本身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如果制度模仿和改变制度模仿仅仅是这个政治规则在具体首脑之下的某种具体结果，那就只能说明文化行为规则（政道规则）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再往深一层看，首脑起决定作用的政道规则比其他政道规则和治道规则也更重要（背后还有相对封闭的超大规模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更大程度的单一权威崇拜），具体首脑所确立的政道治道制度也会导致具体政治道规则的变动（特别是十年制带来的预期确定和务实规则、百年制带来的预期扭曲和主义化规则）。

      上述这段话当然非常烧脑，但政治经济问题不可能是白居易的抒情诗歌。尼采说：人跟树一样，越向往太阳的光芒，根子就必须越深入到幽暗的地下。只有看到了体现人性幽暗和主体间博弈厚黑的政治文化规则这一层，我们才算通透地理解了当代中国经济兴起的根基。认知不到这一层，就不要太装作很关心国家大事。首脑很重要，但首脑的重要首先是一个政治文化规则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首脑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文化规则，如果这个国家的议会和法院都能制衡首脑甚至弹劾首脑，那就说明起决定作用的是另一套政治文化规则。

   如此，中国是否存在杨小凯版本后发劣势的问题就很清楚了。中国存在后发劣势，但这个后发劣势不是杨小凯版本的后发劣势。中国的后发劣势不是因为没有模仿西方的多党限政制度（难道太高且具体运行也存在俄罗斯那样的不确定性），而是因为首脑起决定作用的政治文化规则同必然发生的首脑更替，会导致本来有效的制度模仿丧失稳定性。所以，不同的首脑可能带来不同的“中国模式”。一种“中国模式”可以通过行业准入和扶持而获得对经济发展来说最重大的制度信用和资本信心，另一种“中国模式”也可以通过行业禁入和打压而丧失制度信用和资本信心。非信无以守民，非民无以守国——你怎么怪内资外逃和外资外逃？

   这里，政治文化规则起作用的运作机制一清二楚：相对封闭的超大规模地理环境——更大程度的单一权威崇拜——首脑起决定作用的政治文化——制度和政策选择——其他政道治道规则的采用——具体政策的运作——具体经济绩效（关于地理决定论的局限见方绍伟：《戴蒙德“地理决定论”的精彩与缺陷》）。我们的日常经验也在不断印证这个运作机制的功效。承认它的存在需要的仅仅是“潜理论”的深度反省。

   受“经济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所迷惑的中国人太多，是到了言必称“只有制度文化最重要”的时候了。不过，只要“制度文化组合决定论”依然不火，中国知识界到处是谬误的程度就不会消减。但是，正如权力更替需要时间一样，接受真知也需要抱残守缺的人逐渐逝去才可能发生。真知考验的是判断力，但真知首先考验的是其中的“重要性感受力”。

 

（方绍伟先生系旅美制度学者、社科学术批评家，著有《经济学的观念冲突》《持续执政的逻辑：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等书（这两本书可在含提取码m45p的以下链接免费下载https://pan.baidu.com/s/1mhTwljH9bk21L-quujFyiQ?pwd=m45p#list/path=%2F），未来几年将有九本新书推出：《十评秦晖》《十评林毅夫》《十评阿西莫格鲁》《中国经济的新视角》《中国政治的新视角》《中国历史的新视角》《社会科学的新视角》《经济增长的理论突破》《经济学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