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每每看到一线学者犯低级错误

 

方绍伟：每每看到一线学者犯低级错误

 

   杨小凯认为后进国家通过技术管理的模仿可以获得经济发展，但最终会因为缺乏限政制度的模仿而无法持续。这个广受热捧的“后发劣势论”存在一些隐蔽的错误（详见方绍伟：《中国存在杨小凯版本的“后发劣势”吗？》）但它也包含一个明确的判断：后进国家只有搞限政制度模仿才能持续发展经济。这个判断可以是实证性的“不搞就持续不了”（“限政的实证命题”），也可以是规范性的“我们一定要搞”（“限政的规范命题”）。如果不回避制度模仿效果不佳的许多实际案例，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就变成：制度模仿如何才可能成功？

在杨小凯的一个有关“限政与信仰问题的自述”里，他认为限政制度的基础是基督信仰，缺乏基督信仰的基础，限政模仿不可能成功。他把自己的信仰过程分成三个阶段，并在这个过程中讨论了限政与信仰的关系。

第一个阶段，他发现在经济上能够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的扩张的，只有基督教。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与掌权的最亲近的人能够起来反对他迫害不同意见的人，这类行为出自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基础（“韦伯命题”）。这些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明。在基督教文化下长大的人，他搬到新地方，首先敲邻居的门，跟他们互相认识，有跟人打交道的意愿。我们中国人住了两三年，隔壁是谁都不会去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差别？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不一样。意识形态决定人的行为差别，行为差别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会怎么样，这是由宗教决定的。

   第二阶段是消除对科学理性的迷信。宗教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世界发展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不是理性的（如母爱）。不能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基督教。信，很多东西就会产生。人类生活行为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制度也建立在很长期的历史、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制度创新是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你是没法创新很多东西的，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等很多东西约束的。一个真正了解制度的人，他不会老是说要创新、要改革，他会说要尊重传统。正象普通法尊重先例一样，先例就是法。那些激进的改革、革命、制度创新往往是给社会造成灾祸的（“哈耶克命题”）。哈耶克的思想使他对宗教产生一种敬意。

   第三阶段就是从哈耶克对科学理性的反思追踪到信，而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基督教有使社会运作得很成功的“第三者功能”、“敬畏戒律功能”和“通过无知之幕确立公平规则的功能”（基督教倡导“爱你的敌人”）。信绝对不是理性，但后果又是理性的，掌权的人信，就会有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就会有限政。看到上帝才信，实际上是一个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从分子的关系看问题就有不同，它可以出现很复杂的事情、很复杂的社会现像。分子之间的关系是看不见的，你就叫它“灵”好了。只相信理性，迷信科学，那你永远跨不过这个门槛，你永远到不了灵的世界，你永远停留在这个分子水平上思考问题。同样的分子，不同的组合会有完全不同的物种。而这个不同的组合就是灵，就是不同的灵魂。如果你不在灵的基础上想问题，一定要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想问题，你永远无法解释这个东西。结果差别是跟信仰有关的。而约束国王、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一定要那个人信，这个约束才有效（“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的“伯尔曼命题”）。

   以上三个命题是我对杨小凯自述的解读，不是他原来的用词。这里涉及个人信仰和限政发展两个方面，对第一个方面，你可以认为深刻也可以认为肤浅，我们不去评判个人信仰的事情。但在限政发展的问题上，杨小凯的分析却同他的“后发劣势论”一样存在严重问题。同限政问题一样，信仰问题也存在实证和规范两个命题：

   “限政的实证命题”是“不搞限政就没有持续发展”。

“限政的规范命题”是“我们一定要搞限政”。

“信仰的实证命题”是“没有新教信仰就没有限政”。

“信仰的规范命题”是“我们一定要信仰新教”。

   “限政的实证命题”至少存在新加坡的例外（详见方绍伟：《郑永年对民主含义的误导》），而“信仰的实证命题”则至少存在日本和台湾的例外。也就是说，杨小凯从实证命题推出规范命题，把实证命题当成了规范命题的基础，然而，两个实证命题却都无法立足。同“限政的规范命题”根本无需依赖于“限政的实证命题”一样，“信仰的规范命题”也根本无需依赖于“信仰的实证命题”。规范命题没有错，错的是实证命题。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假设限政真的必须通过新教信仰来达成，那问题就变成了：新教信仰如何可能在一个国家普及开来？这一问，无疑等于把后进国家的限政发展逼入一个窘境——让中国这样的国家变成一个信仰新教的国家，岂不是比直接搞限政（像日本或台湾那样）至少一样难？杨小凯的这个逻辑岂不是等于否定了中国发展限政的可能性？可见，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与他的“限政信仰论”陷入了一种隐蔽的对抗。

   西方的信仰和限政其实都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的产物，信仰和限政固然可以相互强化，但首先是因为有他们那样的民情才最终有他们那样的信仰和限政。信仰和限政也会因为它们之间的相互强化而产生一种亲缘性，这种亲缘性便制造了一种信仰导致限政（以及新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的假象，这个假象如此有效地冲击人们的直觉，以至于再理性的学者也会因此而无视非新教国家同样可以发展出限政和资本主义的事实（替韦伯辩解的人则通过把新教伦理当成因素之一来解脱）。但是，迷信一个有直觉加持的反事实理论依然是一个低级错误。

我用“制度文化”来描述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西方世界的制度文化可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出限政（详见方绍伟：《持续执政的逻辑》），而非西方世界的制度文化也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发展出限政，它们根本无需先绕到新教信仰那里去。如此，“韦伯命题”、“哈耶克命题”和“伯尔曼命题”都必须被进一步反思（“韦伯命题”、“哈耶克命题”和“伯尔曼命题”分别混淆了原生信仰与派生信仰、狭义理性与广义理性、世俗信念与宗教信仰）。归根到底，正如限政主要是因为自身价值而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而被追求，新教信仰也主要是因为自身价值而不是因为限政而被追求；而且，如同持续增长主要不是因为限政所带来的那样，限政也主要不是因为新教信仰所导致。

    每每看到一线学者犯低级错误，我不禁要提醒读者对学界的“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保持警惕——我们不能因为谁的名气大并且价值倾向相同而丧失对其涉及重大问题观点的审视。

 

（方绍伟先生系旅美制度学者、社科学术批评家，著有《经济学的观念冲突》《持续执政的逻辑：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等书（这两本书可在含提取码m45p的以下链接免费下载https://pan.baidu.com/s/1mhTwljH9bk21L-quujFyiQ?pwd=m45p#list/path=%2F），未来几年将有九本新书推出：《十评秦晖》《十评林毅夫》《十评阿西莫格鲁》《中国经济的新视角》《中国政治的新视角》《中国历史的新视角》《社会科学的新视角》《经济增长的理论突破》《经济学的精华》。）